近日，重庆公安机关出台了十条服务经济发展的措施，明确提出将为１２８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通过“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保护企业领导人尤其是知名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守法诚信的企业家创造了社会财富，提供了就业岗位和依法纳税，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但公安机关将其列为“特殊”保护对象，既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也与公安机关打击犯罪、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职责不相符。

“知名企业家”的衡量标准无非是财富的多少、社会地位的高低和影响力大小，用金钱、名誉和地位来确定一个社会群体应当受保护的程度，这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难免有“嫌贫爱富”的嫌疑。若“知名企业家”需要特殊保护，“知名专家学者”是否也要特殊保护？“知名影星歌星”是否也要特殊保护？到头来，这是否会人为制造出一批“特殊公民”？

更让人费解的是，还冒出了一个“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可以“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公安机关是国家机器，依法管理社会，现在却要接受一个办公室的“协调”，是谁赋予这个机构如此大的权力？当为知名企业家提供特殊保护与国家法律法规有所冲突时，基层民警是听“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的，还是依法办事？

重庆有３２００多万人，警力不足３万，远远低于全国的警力与人口约万分之十二的比例，一些基层派出所甚至捉襟见肘。到去年底，重庆５人以下的派出所还有数十个。在警力如此吃紧的情况下，却投入人财物重点保护１２８人，完全有可能出现“知名企业家”感觉越来越安全，而“大众”的安全感却下降的尴尬局面。

重庆警方提供“特殊”保护的理由是，针对企业家的犯罪有上升的趋势，因此需要特殊保护。的确，近年来绑架、勒索和伤害企业家的案件时有发生，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搞特殊保护，而是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降低犯罪率，提高公安机关防控能力。与普通人相比，“知名企业家”受到犯罪侵害的几率并不算高，他们自我保护和调集社会资源的能力比普通公众要强。企业家感到不安全时，还可以花钱雇保镖或者搬家挪窝；而普通人却只有向警方求助，寻求帮助与保护。

相关统计也表明，普通人受到犯罪侵害的可能性比“知名企业家”大得多。目前，刑事案件中约８０％都是“两抢一盗”，即抢劫、抢夺、盗窃是当前最主要的犯罪。这些犯罪随机性强，没有特定的侵害对象，大多发生在街头、社区，受害的也多是普通人。这些犯罪不仅侵害了个体利益，而且降低了公众对社会的安全评判值和满意度，更需要公安机关投入警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