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的专家学者对这种现象忧心忡忡，有专家学者从维护“宝鸡说”的正统地位出发，大声疾呼：“研究历史要讲究科学，一定要有史可据，不能够信口开河。”有些地方则从开发经济、发展旅游的角度出发，忙着请学术权威或政治大腕出面撰文题词、树碑立传，想借助外力干预以达到目的。
我研究神农文化已经20多年了，而且是运用“逆反思维”来研究的。凡事都喜欢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一下前人的研究是不是还有缺陷或需要修正补充？这是因为“历史”这个东西，极其容易产生“以成败论英雄”和“据天下之功为已有”的毛病。
现在的考古科学业已证明：首创农耕的民族，并不是中国北方大草原那些不事农耕的马背民族，而是中国南方发明将“野生粳糯” 改为“栽培粳糯”的“糯民”和“粳民”（古有“骆越”、雒民、倭人、僚人、仡亻览、仡伶、荆蛮等等译名），而在中国的历史书上却宣称：是那些来自北方大草原的、凭借军事实力而“入主中原”的马背民族，来到中原后创造发明的。这些马背民族入主中原后，一方面宣称自己是华夏文明的正宗，其他的民族都是落后的“蛮夷”，一方面又想“据天下之功为已有”。他们没有自己的“农耕史”，却又想成为农耕民族的统治者，怎么办呢？。“拿来主义”是马背民族的特长，他们便把中国南方农耕民族的历史拿了过来，改造成为自己的历史，这种移植过来的历史当然是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经不起科学检验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二帝的历史，为什么会漏洞百出呢？原因就在这里。
“农耕文明”自古是中国的“立国之本”，把“农耕文明”的历史颠倒了，就是最大的错位。
我20多年的研究，主要是想把把考古学与其它先进科学结合起来，去探讨中国历史错位的原因，想把某些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因而产生了一些新思路、新观点。提出了“中华文明不是五千年，而是一万年”、“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不在中原，而是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最早的神农炎帝不是出生于中原，而是出生于中国的南方”等完全违反前人论断的观点。当我把我的新思路、新观点公之于众的时候，一开始几乎是“千夫所指，无病而死”。但经过了20多年的“摸爬滚打”、“舌战群儒”之后，现在的学术界总算有承认我的观点是“一家之言”了。支持我的读者已呈“星火燎原”之势，一年比一年多了。在许多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我的讲话往往能够赢得阵阵掌声了。
是我闯的祸
要探讨中国的农耕文明，探讨神农炎帝的出生地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当我从网上查阅到《炎帝故里在会同？》这类的文章时，不能不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心。因为这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也是我所不敢想象的“奇谈怪论”。这时，恰好会同县也向我发出了邀请，欢迎我去作实地考察，探讨一下会同县有没有是“炎帝出生地”的可能性？我同意了。
在出发前，有一些朋友颇为我此行担心。有的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不值得我去浪费时间。有的认为我在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定影响，不要为此而毁了一生的名声。但我认为：一切结论都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不能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也不能明哲保身，遇到了困难就做“缩头乌龟”。至于“名声”，我一没有“学术权威”的光环，二没有食名所名校的俸禄，翻了船也只有脚背深的水，怕它则甚？于是，我去了会同县，边考察边与提出《炎帝故里在会同？》一文的作者阳国胜先生及其他一些关心乡里的文化人交流看法，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我的印象中，会同县是湖南省西南角怀化市的一个侗族聚居县，她西邻贵州、南接广西，自古以来，一直是个“不服王化”的“蛮荒之地”，唯一能称道的是森林资源，这里的人很会植树，优质木材、桐油、白蜡、五倍子等曾经远销武汉、上海、北京……会同的优质木材又以广坪的木材为代表，因此，会同曾以“广木之乡”而闻名于世界。在上世纪50年代，我曾应中国新闻社之请，向海外报导过会同县林农翻身后的幸福生活。但在近几十年来，由于森林惨遭破坏，“广木之乡”已有名无实，现在的会同县，已成为全国的贫困县之一了。
在人文资源方面，我只知道会同县在当代出了一个被誉为“常胜将军”，却“力辞元帅，甘当大将”的军事天才粟裕大将。
会同县的人文资源是这么的少，怎么能论证“炎帝故里在会同”呢？但阳国胜先生是我的新读者，他说：“我就是在网上学习了你研究历史的新方法以后，才发现了会同是炎帝故里的。原来是我闯的祸！为此，我就更有必要来会同考察一番的必要了。
我研究历史的新方法其实并不新，只不过是把当代研究自然科学的先进方法引入历史科学的领域中来了而已。由于中国的历史学家很少有将国外自然科学的先进方法论运用到研究中国历史中去的，所以我这个并不新的方法论，在中国就显得比较新了。我的方法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凡事都必需遵循“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这著名的“三论”法则。不管它圣贤之言、皇帝御封、二十四史、诸子百家、学术权威、西方定论，到了我这里一律平等对待，都不能高高在上。一定要把得来的信息放到“三论”、历史唯物主义、文化人类学、民族语言学、逻辑学等等的炼金炉中去考验考验，看一看它是真金还是顽石？是真历史还是假历史？
无稽之谈——宝鸡的“炎帝故里”
这“三论”也真灵。当我把历史上所有的炎帝故里用“三论”来检验之后，竟发现所有的“炎帝故里”都查无实据，在科学炼金炉的考验下都露出了原形。
因为陕西宝鸡市在正统观念中，是历史上公认的“炎帝故里”。姑且以他为例。当我用“三论”加以检验后，发现宝鸡的“炎帝故里”却是一条单凭历史传言，
毫无科学价值的“假信息”。
按“信息论”考证：炎帝宝鸡说的唯一依据就是《国语·晋语》中引郯子的一段话：“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首先，这个“昔”字说明：郯子的话也只是他听到的远古传说，而不是他的科学考证。这个“昔”字也不能科学地说明姜水炎帝的具体年代。前人找不到确切的证据，便将传言当作考证。这种离科学十万八千里的考证，能够算考证吗？再说“以姜水成”的姜水在哪里？至今无人得知。而前人却把炎帝“以姜水成”当作了炎帝“生于姜水”，也是牵强附会，经不住科学检验的。除了郯子所说的炎帝身世以外，翻遍中国的先秦古籍，再也找不到能够证明“炎帝生于姜水”的任何证据，这种毫无根据的“孤证”在学术上是非常忌讳，不能成立的。
论“信息载体”，当时的正史是孔子所作的《春秋》，盲丘所作的《国语·晋语》不能算正史，只能算一家之言。这种正史缺载，采用杂家之说举证的方法，即使从传统的观点来看问题，也是不足为证的。何况是《左传·哀公九年》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更明确地说出了“姜姓炎帝”只不过是中国“火师炎帝”的一位后代而已。虽然文中没有说到“姜姓炎帝”是“火师炎帝”的第几十几代孙，但“火师炎帝”远远早于“姜姓炎帝”却是肯定无疑的了。
按“系统论”考证：中国的稻作历史已超过了12500年，并且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精密的“语言文化”，如汉字中的 “禾”、“米”等字都是“稻作语言”的特定符号，与禾有关的就有：禾、稻、穀、糯、粳、秈、秆、秋、科、秒、租、种、秧、秸、稂、稃、税、稔、稠、秤、稠、稼、积、颖、穗、稳等字；与米有关的就有：米、粥、精、粹、粲、糙、糈、糁、糠等字。而北方盛产的黍、粟、稷、高粱、麥等农作物，却不见拥有自己的特色的“语言符号”，如黍、粟、稷、粱、麥等字的“符号特征”，都是从“禾”、从“米”，可见是依附于“稻作语言”而存在的“派生性文化”，而非自己独创的“语言符号”。
陕西省地形复杂多变，多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全省水土流失的地区多达70%，农业多是望天收或靠人工灌溉维持。在农作物中，粟、稻种植在陕西省并非主产，陕西省第一大粮食作物是小麦，播种面积和总产均占粮食作物的40%左右。但小麦的原产地在西亚，宝鸡市的炎帝不可能是来自西亚的异国人。陕西省宝鸡的粟、稻、麦等农作物的耕种历史都晚于全国各地。宝鸡又怎么可能会出现中国最早的炎帝故里呢？
按“控制论”考证：中国最早的农耕文化是稻作文化，因此，中国最早的神农氏族只能是稻作民族，在历史“座标图”的纵座标上：最早的稻作文化是湖南道县玉蟾岩125000年的人工栽培稻，然后有广东英德的牛栏山、广西桂林的甑皮岩、江西的仙人洞与吊桶环、浙江浦江县的上山（皆10000年前）、洞庭湖南北的彭头山稻作文化群（9000年至8000年），河南贾湖的稻作文化（约8000年）、湖南高庙的稻作文化（约7800-7400年）、陕西汉水流域李家村的稻作文化（约7000年）、浙江古湘湖的跨湖桥（约7000年）、浙江余姚河姆渡的稻作文化（6900年）、湖南的城头山古城（约6800年）、湖南茶陵独岭坳遗址（约6500年，在炎帝陵附近）……按此纵座标，上述的这些遗址都可参与竞争“炎帝故里”，而陕西的宝鸡、湖北随州的厉山、河南新郑的华阳故城、河南沁阳市的神农山、山东高平等的“炎帝故里”，多是以传说为证，缺乏考古科学的年代数据，无缘入围。
在横座标上：我运用“控制论”去排除那些不符合条件的炎帝的“文化特征”，结果如下。
神农之世，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农耕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民知其母，不知其父”，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中国最早的神农炎帝当然是女性。而宝鸡的炎帝，不但是男性，还有名有姓了，他哪里有资格充当中国最早的“神农炎帝”这一角色呢？
（神农炎帝）父系氏族为少典、母系氏族为有虫乔：理由同上。“有父有母、有名有姓”是父系氏族社会的特征，父系氏族社会的神农炎帝当然不是最早的神农炎帝。
（神农炎帝）出生地，一说是陕西的“陈仓”（今宝鸡市）， “陈仓”即“古老的粮仓”，这说明早在“宝鸡炎帝”出生以前，宝鸡市已经进入农耕社会了，这“陈仓”应是炎帝的先祖所建。而不是后来的姜姓炎帝所建。
（神农炎帝）出生地，一说是在大西南的“黔中”：晋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习凿齿（湖北人）有“神农生于黔中”之说（见《世说新语笺疏》）。习凿齿是神农氏族的嫡系后代（我另有论证，不赘），他的话应该比少昊氏后代郯子说的话更有权威性。
（神农炎帝）成于姜水：陕西宝鸡市没有姜水，从古至今，学者们都考证不出姜水的确切位置，因此，说姜水在陕西宝鸡完全是推测之词，而非科学考据，不足为信。
（神农炎帝）见丹雀衔九穗禾，拾坠地之禾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禾稻是南方的农作物，古代的宝鸡不产此物。“食者老而不死”是北方马背民族对吃大米饭的民族的羡慕之词。因为稻作民族安居乐业，会医治疾病，寿命比马背民族要长，故有此说。
（神农炎帝）一说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天雨粟”之“粟”，也可以指稻谷，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长沙，楚之粟也”为证。依据考古发现，宝鸡的粟类种植远远落后于河北裴李岗、磁山等文化遗址。何况宝鸡的神农炎帝明明是被黄帝灭掉了的“末代炎帝”，宝鸡怎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炎帝故里”呢？
（神农炎帝）树五谷于淇水之阳、教民耕作：旧说“淇水”在河南。但河南的淇水，不见有中国最早的农耕遗址。倒是湖南的淇水，发源于九疑山，沿途流经桂阳、淇阳（祁阳、祁东）、淇田（骑田），嘉禾县（以天降嘉禾于此而得名），而九疑山麓的道县玉蟾岩，正是发现12500年前中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的地方，证据确凿，无可反驳。
（神农炎帝）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锄耨（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宝鸡北首岭出土过7000年前的陶器、粟类与骨耒，但北首岭的陶器晚于玉蟾岩5000年，粟文化晚于河北的裴李岗1000年，骨耒晚于彭头山2000年,没有理由说中国的第一代神农炎帝出生在宝鸡。
（神农炎帝）以垦草莽、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国古人类从云贵古陆的大森林走向平原的第一站是洞庭湖（古属云梦泽）盆地，完全具备了“以垦草莽、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条件，中国的古人类不可能舍近求远，放弃条件优越的云梦泽跑到条件较差的陕西宝鸡去创造农耕文化。
（神农炎帝）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湖南9000年前的彭头山稻作遗址已经出现了祭坛，7800-7400年前的高庙文化更出土了宫殿式的“高庙图”（“高庙”即“人祖庙”）、有重檐的“祭亭图”、多达七层的“祭塔图”、宏伟壮观的“水上祭祀图”等高水平的宗教礼仪画，7000年前的陕西宝鸡，人们的文化水平根本无法同湖南高庙相比。
（神农炎帝）成于姜水，迁于山东曲阜：这两句话只能说明山东曲阜的神农炎帝氏族是从这条不知在哪里的姜水迁来的。而无法确定他们迁于曲阜的时代。这就要依靠考古学求证了。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山东最早的大汶口文化为6000年前，而在大汶口文化之前，沿东海一带已经有了10000年前浙江浦江上山与6900年前的余姚河姆渡等高水平的稻文化遗址。比这更早，长江中游还有12500年前的道县玉蟾岩、9000年前的彭头山、8000年的贾湖、7800-7400年前的高庙（以前只挖掘到7400年遗址，现在又在在下面挖掘到了7800年前的遗址）等稻文化遗址。也就是说：这支从“姜水”迁往山东曲阜的神农炎帝氏族，按时间顺序与迁徙路线很可能是从湖南的洞庭湖下长江，在浙江的上山、河姆渡等地传授了农耕文化以后，再沿东海岸北上，迁往曲阜的了。最古老的“姜水”，会不会在长江一带呢？查“江”字的“黔台语”读“纲”，“上古音”在“阳见平”。而“姜”字也在“阳见平”，两字可以通假，则“姜水”就有可能是“江水”。如果说山东曲阜的神农炎帝氏族是“成于江水”，“迁于曲阜”，就合乎逻辑了。
（神农炎帝）为火师、为南方之帝、其神曰祝融、崇拜火焰、太阳鸟、鸾凤：在湖南省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物中，经常能发现有“神农炎帝”文化特征的文物。如10000年前的玉蟾岩有“低温烧成陶”、9000年前彭头山有火符号、7800年前高庙的神农氏族“太阳鸟族徽”、“神农炎帝像”和“火神祝融像”、7300年前长沙有“鸾凤起舞图”、7000年前湘潭有“萨姆跳神图”、6000年前城头山有“萨姆坛”、3000年前宁乡有“大禾鼎”（禾神鼎）、2000年前长沙马王堆汉墓有人面蛇身的农耕女神像……而陕西宝鸡却很难见到这类出土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