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主流认识”给研究工作带来混乱
由于以上的原因，即人为地将龙山时代与“五帝时代”等同起来，将黄帝的年代估算在距今约5000年前，这种先验性的框架和东西必然给研究工作带来混乱，使史前考古、史前文化研究、传说时代的历史研究，必然犹如戴着脚镣跳舞，甚至最终只能陷入困境、迷茫，当然这也是“探源工程”将要面临的问题。以下举例说明：
陈连开先生在《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一文中将仰韶文化（前5000年—前3000年）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及其文化对应起来，但在该文中他同时又说：“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萌芽，可追溯至距今5000余年前，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这一个千年纪，考古学界称为‘古文化古国’，我称之为‘王朝前王国’。这个历史时期，在考古学上大体相当龙山文化时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在中国文献记载方面，是从黄帝至尧舜的五帝向夏商周过渡”，“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是中华文化由多元向一体融合的最关键时期。我们将这一时期，笼统地称为‘前王朝古国文化时期’……也有学者直接称为‘龙山时代’。神话传说中，黄帝战胜炎帝、两昊蚩尤，尧舜禹战胜三苗等惊天动地的战争，就反映了当时部落集团间的兼并事实”[39]。这又是将黄帝时代、炎黄大战放在龙山时代（前3000年—前2000年），采用的是将“五帝时代”与龙山时代等同起来的流行说法。黄帝部族也许可以延续几千年，但我们又如何去研究“炎黄大战”呢？“炎黄大战”总不可能纵贯两、三千年吧！何况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是很不相同的两个时代！更何况炎、黄文化在仰韶时代还有踪可寻，而在龙山时代具体与何种考古学文化相关，还渺无踪迹！史式先生在《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一文中追溯黄帝距今约五千年这种认识的来历，批评了所谓“黄帝纪元”不过是大胆地猜测估计而已，“全无可信的根据”，可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大约在五千年前，陆续出现了一些方国——城邦国家，由于争夺耕地与牧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母系制社会让位于父系制社会，青铜器与铁器先后出现。这是传说中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与部落联盟式的夏、商、周三个王朝”[40]。这里仍是将黄帝年代视为距今约5000年，采用的是流行的说法。陈连开、史式这两位对考古学文化或古史传说有所研究并有独立见解的学者，竟然一方面在发表自己不同于学术界流行的将“五帝时代”与龙山时代等同起来、将黄帝的年代局限于距今约5000年前的认识，一方面又采用自己所否定或批评的这种流行观点说话，到底是习惯性使然还是害怕与学术界的“主流认识”不同而遭到轻视或嘲笑？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信息中心在《1991年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述评》文章中将“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的有关研究和讨论概括为四种观点：其一，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强调黄河流域首先进入文明时代，经过长期发展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并对周围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二，认为中国约在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进入文明时代；其三，认为中国在距今约5000年或5000年以前即已进入文明时代，其分析的具体个案，有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和红山文化后期等，当时的主要特征是王权、神权在社会中居同等地位，出现了将两权集于一身的人物；其四，认为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由此开始了中华文明的充分发展与繁荣时期[41]。这四种观点中，唯有第三种观点才认为中国文明约在5000年前已经开始，但恰恰是据以产生这种观点的考古学文化不在中原地区，而是出现在辽西、内蒙古地区（红山文化）、山东和苏北地区（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下游（良渚文化）地区，而它们恰恰与传说中的黄帝没有多少关系。与黄帝有关的传说和遗迹大都在中原一带，如陕西黄帝陵、姬水、洛水、炎黄二帝同源于关中西部渭水流域，河南的新郑（有熊）、灵宝（铸鼎原）、首山、荆山、鼎湖等，北部接近长城地带的仅有河北涿鹿。如果把黄帝的年代确定在距今5000年左右或者限于龙山时代，那么它不仅不能与考古学文化相契合，而且也不能与有关传说和遗迹相契合，因为陕西、河南与黄帝传说有关之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仰韶文化。或许为了要寻求一种与黄帝距今约5000年这种说法相适应的有影响的考古学文化，有的学者将红山文化视为黄帝文化。如苏秉琦先生认为“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42]，韩嘉谷先生认为黄帝早期活动区应是红山文化分布区，“黄帝成为《史记·五帝本纪》的第一人，极可能和红山文化及小河沿文化南下有关”[43]。但是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南下最南不超过河北中部，根本没有到达中原，那么中原一带与黄帝有关的传说和遗迹又如何解释呢？另一个问题是，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碰撞的接触地带在河北北部，如果将红山文化视为黄帝文化，那自然应该将庙底沟类型视作炎帝和蚩尤文化。但是就红山文化与庙底沟类型而言，是后者北上影响了前者，而不是前者南下影响了后者，这与黄帝战胜炎帝和蚩尤的古史传说是完全相背的，所以将红山文化视作黄帝文化是有问题的，或者说红山文化肯定不是黄帝文化。那么距今5000年的黄帝的考古学文化又到哪里去找呢？
1995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河北涿鹿县人民政府在涿鹿联合召开“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会上提出的一个有关涿鹿之战、阪泉之战的问题颇发人深思：“炎黄在渭水一带，处于黄汉中游，而蚩尤部族源于下游，而最后均打到河北一带，虽然可能经过联合再内战分开，但打仗需要后勤才能远离部族原地。实际后黄帝取胜后将政治中心建于涿鹿。问题在于为什么夏商开始到秦汉政治中心又到了黄汉中游呢？线索尚无”[44]。李先登先生在《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一文中说：“在距今5000年前的五帝时代（龙山文化时代）之初，中国大地开始了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当时主要是炎黄（中原）与蚩尤（东夷）两大集团的斗争，最初东夷强大，反映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繁荣与西扩，经过涿鹿之战，蚩尤战败被杀，东夷族团的一部分开始融入炎黄集团，出现了人类学上所说的酋邦，而东夷族团的另一部分南迁为后世的三苗”[45]。问题之一：炎黄（中原）与蚩尤（东夷）两大集团的接触地带是豫东、鲁西南、安徽北部和江苏西北交汇之地，怎么打仗又打到了河北的涿鹿？问题之二：大汶口文化的繁荣和西进在其晚期达到高潮，对此学者已有详尽的研究[46]。栾丰实先生说：“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加强，进而发展到人口迁徙的移民，逐渐形成一股潮流。这种趋势到龙山时代早期后段，即距今4800—4600年前后达到高潮……此后一直到二里岗下层商文化之初，除了龙山时代末期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对东方的影响稍占优势之外，海岱地区对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47]。即是说，黄帝打败蚩尤应该是在距今约4600一4500年这段时间，而此期正是庙底沟类型沿汾河北上在河北北部与红山文化碰撞再南下在山西南部形成陶寺类型的时期。这种认识不仅将黄帝之后的少昊、颛顼、帝喾全都挤掉了，而且更与古史传说和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相悖。因为大汶口文化与少昊部族相关在学界几乎已成为定论，在古史传说中，炎、黄的年代排在少昊之前，炎、黄、蚩之战不可能在少昊的末期。问题之三，在东夷文化大肆侵入中原，南方有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北侵威胁的龙山时代，黄帝怎么会远离中原，跑到河北涿鹿去建立政治中心？
六、“探源工程”面临的问题
“探源工程”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将龙山时代等同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将黄帝视为距今约5000年前这种主流认识可能恰恰是错误的，而炎、黄文化对应于仰韶文化，炎帝族对应于半坡类型、黄帝族对应于庙底沟类型这种非主流认识可能是正确的。在此我们有必要作更深入、全面的考察、探索。
首先，史前考古文化与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有较明显的对应关系的是：宝鸡北首岭以及整个渭水流域的史前文化（主要是半坡类型）与炎帝之间的关系；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与少昊之间的关系；山西陶寺文化与尧、舜之间的关系；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与鲧、禹之间的关系。这几对关系在学术界几乎得到公认，争议最少，因为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文献资料的吻合度最好。在这个框架下，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视为黄帝文化刚好在各方面都是契合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两者基本上平行发展但前者偏早后者偏晚，后来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很快衰亡而庙底沟类型在中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繁荣和发展，这与古史传说中的炎、黄二帝同源黄帝战胜炎帝取而代之十分吻合；在年代上，庙底沟类型大体介于半坡类型与大汶口文化之间（三者有重合部分），与古史传说中的排序“炎帝、黄帝、少昊”也十分吻合。
其次，仰韶文化的时空和内涵在史前考古文化中体量最大、最丰富，影响最广泛、深远，这与古史传说中炎、黄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十分吻合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中，又以后者传播最广、影响最巨，这里可借用苏秉琦和王仁湘先生的有关论述来说明。苏秉琦先生认为庙底沟类型与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的起源有关（奇怪的是苏先生竟将红山文化视作黄帝文化，这可能也与“黄帝距今约5000年”这种传统观念有关，因为据此前的考古发掘在约5000前红山文化的进步性和文明特征是最为突出、显著的），他在《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说：“源于陕西关中西部的仰韶文化，约当距今六千年前分化出一个支系（宝鸡北首岭上层为代表），在华山脚下形成以成熟型的双唇小口尖底瓶与玫瑰花枝图案彩陶组合为基本特征的‘庙底沟类型’，这是中华远古文化中以较发达的原始农业为基础的、最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火花’（花朵），其影响面最广、最为深远，大致波及中国远古时代所谓‘中国’全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了当时中华历史的全过程”[48]。王仁湘先生对苏秉琦所说庙底沟类型“玫瑰花枝图案”采取读阴纹（地纹）的方式认读，发现它们构图十分严谨、纹饰清新秀美异常，而且都是旋纹。王先生在研究分析了仰韶文化系统、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彩陶旋纹后总结说：“旋纹图案可能隐含着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共有的认知体系，是一个目前还不能完全破解的认知体系，我们暂可以将它假设或猜想为原始宇宙观体系，还有待更深入的论证。旋纹从一时一地形成，在完成起源的过程后，迅速向周围传播，以不变的方式或变化的方式流传，几乎覆盖了中国史前文化较为发达的全部地区。这不单单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而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正是由旋纹图案的传播，我们看到了中国史前时代在距今6000年前后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认知体系”[49]。庙底沟类型的繁盛和影响，在古史传说体系中，也只有黄帝能够当之。
再次，古有“三易”之说：一说伏羲连山易、神农归藏易、黄帝乾坤易；一说神农连山易、黄帝归藏易、周代周易；一说夏朝连山易、商朝归藏易、周代周易。我以为真实情况有可能是：伏羲时代创《连山》易，神农时代继承之，神农时代又创《归藏》易，黄帝时代继承之，而黄帝时代又创《乾坤》易（后来的《周易》源于此），夏、商、周则依次承连、归、周三易，故历史上有各种“三易”之说。《汉魏丛书》所载北宋史官毛渐在民间发现的《古三坟》（即伏羲连山易、神农归藏易、黄帝乾坤易）的真实性已有王兴业、田合禄等学者研究、论证，认为不伪[50]。《归藏》易在商代的存在则在考古学上已得到证实[51]。我以为，关于炎、黄行《归藏》易的传说，证之于仰韶文化，也是非常吻合的。《归藏》易的一大特点是首卦为纯坤之卦，按传统的说法是崇阴贵坤，《老子》思想与此有关；黄帝行《归藏》易，黄帝被古人编为中央之帝，中央属土（即地、坤、母），这些当是“黄老”能够合称的根源。在整个中国史前考古文化中，唯有仰韶文化又特别是庙底沟类型与《归藏》易的文化特征能够吻合；半坡类型的彩陶盆口沿纹饰及其内涵表达，主要以阴纹、地纹的方式出现和完成，而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纹饰“玫瑰花卉”型图案，全部以地纹的方式衬出（按王仁湘先生研究，地纹很可能是这些纹饰的基本或根本内涵，至少其重要性不亚于阳纹）。庙底沟类型的另一特征性器物双唇口尖底瓶，其“双唇”亦合《归藏》易的崇阴贵坤（阴爻为双短线— —，坤卦为阴爻所组成），古人为什么制作双唇口器物，似无其它合理解释。半坡、姜寨都发现六爻坤卦符号，直到仰韶文化大河村出土的白衣彩陶钵，仍然用六爻坤卦符号编制十月太阳历，而且强调“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之数理(即大河村遗址第三期彩陶钵AI式F1：26之纹饰，上圈三组六个六爻坤卦符号计36爻72个小方块，纪十月历一季两月72天，又三个梳形纹各24齿计72齿，二者合计144数，下圈六组白彩竖条纹每组五条可纪十月历一年五季共可纪六年。其它纹饰亦与古天文历法知识和观念有关。《郑州大河村》报告线图有误，可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彩版第11页上图)[52]。仰韶文化的这些特征与炎、黄行《归藏》易的传说相契合具有唯一性。
又次，“炎黄大战”（包括黄帝杀蚩尤）是古史传说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远古战争，在龙山时代中原诸考古学文化中迄今尚无线索追踪和考究这次战争，虽然龙山时代被视为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但在中原尚未发现大规模的异常死亡和埋葬现象，相反，这种大规模的异常死亡和埋葬现象出现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以往学者们根据摩尔根的氏族理论从血亲的角度对半坡类型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等地点和年代都极为集中的集体合葬和多人二次葬进行解释，但总是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同是从母系说、血亲关系出发，严文明先生认为是从外村迁回近亲属的遗骨才造成埋葬人数特多特别集中的现象，不然就无从解释[53]，但苏秉琦先生却认为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违背了氏族公社的基本原理，已是突破氏族关系的血缘分裂，因为它没有男女、长幼甚至氏族成员与非成员的界线[54]。半坡类型前期及半坡类型之后都流行单人一次葬，就是同一时期，半坡类型也是以单人一次葬为主，其他地点都不是多人二次葬，因此从氏族血亲、母系父系的角度是无法解释半坡类型那种让人骇异的多人合葬现象的。笔者认为，渭水下游半坡类型特别集中的多人二次葬就是“炎黄大战”的结果（一般将庙底沟类型的年代界定在前4000年——前3000年间，但这是一个相对较晚的年代或者说是仰韶文化已经分化出来的典型的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根据苏秉琦先生的认识，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两类型形成的年代应大体一致。苏先生的观点已为近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进一步证实[55]）。张瑞玲、石兴邦等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即有堪称精当和卓越的认识：半坡类型早期在渭水流域是自西而东发展，晚期则是自东而西向甘、青地区退缩，与此同时庙底沟类型早期在渭水流域则是自东而西推进，前者是崇拜鱼纹的氏族部落，后者是崇拜鸟纹的氏族部落，二者一退一进最终是庙底沟类型取代和融合了半坡类型[56]。笔者认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在渭水流域的这种进退关系即反映炎黄关系；杨亚长先生则在十多年前即有此认识，并直接将它们与炎黄战争联系起来[57]。古史传说蚩尤为炎帝之裔，姜姓、牛首人身，故蚩尤亦当与半坡类型有关，而黄帝当来自晋南即庙底沟类型的发源地[58]。西水坡45号墓的墓主曾被学者认为可能是颛顼，但颛顼的年代无论如何没有那样早（前4500年）。颛顼是黄帝后裔，在三皇五帝中排在黄帝、少昊之后。按学界主流认识，颛顼只能在距今5000年以内，因为黄帝才距今5000年左右或者在5000年以近。笔者认为三皇五帝在年代上有一种前后相继关系，上承新、旧石器之交，下接禹、启，是古人根据传说编排、整理的结果，但颛顼排在少昊之后，距西水坡45号墓的年代也有一段距离，因为少昊大汶口文化的上限为前4300年。根据西水坡45号墓墓葬规格，死者必为部落首领、领袖之类，而死者胸椎、胸骨、腰椎皆被斩断，肩髀分离，在古史传说中只有蚩尤被黄帝擒获后是肩髀分离[59]。因此可以推断，可能在战争之初，蚩尤即被炎黄联合擒杀施以酷刑（炎黄联合杀蚩尤《逸周书·尝麦篇》有载），蚩尤族人便抢（或偷）了蚩尤尸骨逃离渭水流域，到达河南濮阳西水坡后才为蚩尤隆重下葬，而豫北冀南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即为蚩尤族人埋葬蚩尤后所创造（后岗类型的始年即西水坡45号墓的年代，约前4500年）。
